九、 嚴守紀律  

其實，黨委秘書的工作有嚴格的紀律約束。這些紀律約束，讓你隨時都能感受到紀律的冷酷和威嚴；感受到事事、時時黨組織和周圍的人都在看著你，監督著你。這些都要靠個人自覺遵守，靠對黨組織的忠誠，靠用嚴格的黨性和覺悟來約束保證。對此，我有較清醒地認識和深切的體會，并自覺做到“兩個嚴守”。這也許是我之所以能獲得幾任黨委首長信任，并能在這個崗位上工作這么久的原因之一。

嚴守保密紀律。我軍在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中，形成了極為嚴格的保密紀律和守則。越是接觸和知道秘密多的人，保密意識越要強。“嘴要嚴”，這是作為一名黨委秘書首要的必要條件。要絕對做到不該看的絕對不看，不該問的絕對不問，不該說的絕對不說。尤其對一些敏感的人和事，黨委和首長在討論較機密的事情時，不讓你回避，在保守秘密上越要做到慎之又慎，絕對做到“守口如瓶”。

作者與劉友法政委工作時的照片

1978年，基地干部處一名領導被海軍首長點名調去北京工作，擬選撥任海軍干部部副部長。但工作時間不長，突然被退回，對此海軍和艦隊首長都有具體交待。他回來后，常委會上不僅沒有安排他再回到原干部部門的崗位，而且被平調到一個工程處任職。此事在機關引起不少猜測，有一名機關領導曾有意無意向我探問原由，我均有禮貌地做了回避，不泄漏信息。黨委對干部的使用意圖也必須嚴格保密。當時政治部有一名比較優秀的副處長，提升時沒有安排在機關，而是到松木島修船廠去任職，給人的印象似乎這個干部被“邊緣化”了。其實黨委是有意識對這個干部進行培養和考驗。雖然我與他平時關系較好，但黨組織對他的使用意圖，也屬機密，我沒徇私情給他做任何“討好”式泄露（這名干部后來成為東海艦隊政委和中央委員）。

嚴守工作紀律。工作中，凡涉及黨委的事，不論大小、急緩，嚴格請示匯報，絕不自作聰明，自作主張，越權辦事。這是一條最基本的工作紀律，也是一條紅線。平時，經常聽到和看到首長對有的單位和有的干部不請示匯報的嚴厲批評，對請示匯報有十分嚴格的要求。這些耳濡目染，謹記在心。因此，即便后來工作時間長了，情況和套路熟悉了，首長信任了，也不敢有任何放松和逾越。每次常委開會，事先按要求，認真細致做好相關準備工作。

會議開始后，認真做好記錄。會議中，非黨委領導點名詢問，絕不插話。對平時聽到的議論和反映，發現的一些問題，在決定是否需要向黨委領導匯報前，總要認真過濾和審慎思考；確需匯報時，做到實事求是，客觀公正，絕不摻雜個人雜念。

旅順水警區護衛艇七大隊是我入伍時的老單位，1978年查整改運動期間，四中隊政委趙善元因多吃多占被查，中隊司務長金良水被“辦班”交待問題。一個星期天，一名老鄉突然找到我家，希望我給說點情。我當即指出他這一行為的錯誤，并希望“辦班”對象實事求是講清問題。兩天后，組織處長徐國祥在和我的一次工作交談中，不點名講了這件事，最后說，我們這名機關干部還是很有原則性，首長們很滿意。通過這件事，我更堅信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懂規矩守紀律這根弦什么時候都不能松。

十、說公道話  做正派人

作為一名直接為黨委和首長服務的工作人員，公道正派，這是最基本的人品要求。在遵守紀律的前提下，適當的時機實是求是地提些建議，說些公道話，協助黨委首長正確決策，也是黨委秘書應有的素養。這些年里，在關鍵的節點上，我為兩名干部說了公道話，使這兩名干部的人生軌跡不因此而受到影響。而且在這幾十年里我從未向任何人尤其是本人提及。

司令部管理處協理員操建國同志是50年代入伍的一個副團職干部，住在老旅順緊挨首長樓的機關家屬樓，為人比較隨和。那個年代由于供應緊缺，市場上根本買不到雞蛋。部隊干部和城市里的許多老百姓一樣，在房前屋后或樓道里，或壘個雞窩或釘個籠子，養幾只母雞好下蛋。每天清晨，幾乎都能聽到家家剁蘿卜或白菜葉做雞食的聲音。

1979年秋天的一個下午，基地黨委在一所南樓召開常委會，研究干部提升和轉業名單。在司令部黨委的上報的方案中，擬將操建國同志提升為正團，安排到直屬單位任職。但許多常委對操建國不熟悉，對不上號。其中有一名熟悉他的常委介紹說：就是每天早上剁雞食最早的那一個。

于是常委們不僅不同意對他提升使用，反而決定讓其轉業。會議中途休息時，常委們都到小花園里去轉轉透透空氣，我找到劉友法政委，低聲和他說：剛才研究的干部中，司令部黨委報操建國提升使用，會上不僅不同意，卻讓他轉業。這個彎子好像轉得急了點，而且理由勉強了點，是否可緩一下。聽了我建議，劉政委眉毛一揚，看著我笑著說：是草率了點，等會復會時我提一下。復會后，劉政委首先說：剛才研究對管理處操建國的轉業問題，是不是今天不定，請司令部黨委考慮后再議。常委們一致表示同意。于是，操建國同志留了下來。后來，提升為旅順干休所政委，工作到退休。

1982年8月，劉友法政委被任命為海軍政治部主任。去北京報到前，他到青島，去見了北海艦隊、青島基地、北海艦隊航空兵和煙臺基地領導。他周六回到旅順，周日早上參加完他在基地工作的最后一個作戰交接班會后，回到辦公室，給我家打來電話，要我立即到他辦公室。到他辦公室后，他站在那里，神情十分嚴肅，氣憤地和我說：這次在煙臺基地，有人向我反映，基地干部處長李俊璉說我在中央統戰部工作期間（“文革”期間劉友法同志任中央統戰部負責人，1977年回到海軍）是犯了錯誤的。這簡直是造謠。

對我這段期間的工作，中央組織部是有明確結論的。這種胡說八道，是政治品質問題。這樣的干部還能做干部工作嗎？以后還能用嗎！他邊說邊踱步，越說越激動。劉友法政委是抗日戰爭時期參加新四軍的干部，他為人耿直，性格剛烈。在任旅順基地政委的4年間，他對我很信任，結下了很深的感情。待他情緒平靜下來后，我用平和的語氣談了我的看法：首先，李俊璉到底有沒有說，或是怎么說的，我不了解。但按常理分析，如果你這次離開基地政委的位置，是平調走或是退下來，個別思想意識不好的人，傳播一些不負責的負面消息也許有這個可能。而你這次到北京任職，是提升，又是海政首長，一般人這個時候想巴結都巴結不過來呢。尤其是做干部工作的，這點比誰都明白。

因此，我對反映的這個問題，持懷疑態度。聽完我的話，劉政委思索了一會，情緒平靜了許多。最后他微笑地說：小王，你分析得有道理。接下的幾天里，他帶著我到海軍大連艦艇學院、海軍政治學院和大連市委、市政府領導做辭別，再也沒有提及此事。劉友法同志到北京工作后，先任海軍政治部主任，后又擔任海軍紀委書記，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。李俊璉同志后來到潛艇12支隊任副政委，成為我的直接領導（當時我在潛艇12支隊任組織科長），我也從未向他泄露過這件事（此后李俊璉同志一路順利升遷，任過核潛艇基地政委、青島基地政委、北海艦隊政委和海軍副政委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