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7年，我已結婚三、四年，愛人帶著不到3歲的大女兒工作和生活在大連市內。當時基地部隊中相當多的干部家都在大連市內，每到周六下午四點多鐘，基地機關和下屬的編隊、獨立團都會派出班車，送這些干部回家過周末，周一一早再把這些干部從大連接回來上班。由于當時還沒有實行“雙休日”制度，這些干部平時又都住在部隊，能每周回一次大連，和家人團聚，是這些干部們所期盼的。每到周六，許多干部有的利用中午時間上街買點東西，有的出去洗個澡，有的早早收拾好要帶回家的東西。在沒有擔任黨委秘書前，我也一樣。

1977、1978年，我國開始在各方面各領域進行大調整，同時又處在改革開放的前夜，基地黨委的各種活動和會議特別多。擔任黨委秘書后，每周六下午能按時乘班車回大連的次數就少了很多。因為黨委的活動多，常委的會議多要開到很晚才結束。而當時旅順到大連的火車，一天只有兩趟；公共汽車站發完傍晚最后一趟后就關門了。如果星期天沒有會議，第二天一早還可乘公共汽車回去，但往往許多會議星期天還要接著開，或者周六會議后晚上又要寫文字報告等，因此，每周不能回家一次，成為經常的事。這些，基地首長都看在眼里。

1978年初，組織處長周紹勛同志突然通知我說：基地鄧政委和張司令考慮到工作需要和你的特殊情況，決定把你愛人的工作以隨軍的名義，從大連調到旅順，把前任黨委秘書劉純祥騰出來的房子分給你住。首長們的關心和周到安排，完全出乎我的預料，著實讓我感動。因為按軍隊的規定，辦理家屬隨軍，必須具備營職和軍齡20年以上的條件，而這兩條當時我都不具備。至于房子，因當時部隊住房十分緊張，不少干部家屬隨軍后，一家人只好擠住在一間房子里，有的甚至只能暫住在招待所，連個做飯的地方也沒有。

而我家屬和孩子還未過來，就把一套離機關較近的日式房子分給了我，而且房內按當時的標準配齊了床、桌椅等營具，并安裝好只有機關主要部門正職領導（正團職）才有的電話等，這在當時的物質條件下，是十分破格的（后來我在該房里住了整整十年。目前該房保存完好，只是物是人非。這幾年，我和老伴及孩子每次去旅順，都要去看看這座日式老房，憶想起當年生活的情景和與左鄰右舍結下的情誼，尋覓40多年前留下的蹤跡）。機關的干部都理解這是工作需要，沒有任何人攀比。根據黨委的意見，政治部很快出具了家屬隨軍手續，并以組織的名義出面，做了我家屬的工作，幫助在旅順落實了工作單位，完成了工作的調動，并于這年的10月，我正式把家搬到了旅順。

那個年代，官兵關系，上下級關系，首長和身邊工作人員的關系極為融洽和純潔。鄧楚白政委的夫人姓梁，張震春司令的夫人姓韓；后來的劉友法政委的夫人姓王，劉佐司令員的夫人姓翟，并且也都是很早參加革命的老同志。他們的孩子，有的歲數比我還大。那時常去首長家送文件，匯報工作。首長們都讓我們按“老梁”、“老韓”稱呼其夫人（現在的工作人員，多以阿姨等稱呼首長的夫人），而讓孩子們則以XX秘書或XX叔叔稱呼我們，并拿出水果招待我們。談完工作后，常和我們拉拉家常，問問家里的情況，了解工作和生活有沒有困難等，并常讓我帶上愛人和孩子去他們家。這種淳樸的關系，一定程度體現了當時十分清明的政治生態。

1978年8月鄧楚白政委調到北京任海軍政治部主任。大概一、二個月后，基地分管干部工作的王進滿副政委找我談話，告訴我鄧楚白主任想調我去北京，去給他當秘書，征求我的意見。但我考慮家屬剛調到旅順工作，家也剛安頓下來，提出可否推薦別的同志去的想法。征得同意后，我推薦了政治部秘書處的周發松同志。周發松夫婦屬雙軍人，能去給首長當秘書，夫妻兩人又能進京工作，當然求之不得。此事就這樣成全了他們。

過了一年后，已任北海艦隊副司令的張震春老首長，向基地黨委提出，希望調我去青島艦隊機關，去給他當秘書。也是王進滿副政委找我談的話。張震春副司令是我的老首長，很有水平，他在旅順基地任司令員時，對我幫助特別多。后來每次隨首長到艦隊開會，見到他總感到格外親切，能去他身邊工作，這當然是件令我十分高興的好事。但當時愛人懷第二個孩子已到了臨產期，而家屬也不可能同時隨調。我考慮再三，最終還是謝絕了首長的關心和美意，推薦了山東籍的組織處干事王新元同志去給張震春副司令當了秘書（2012年，已應聘擔任一家世界500強企業顧問的王新元同志，推薦我去擔任了這家企業在大連公司的顧問。5年后他對我的推薦，這大概也是命運中的一種因因相報吧）。